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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文化交流:路径与社会”学术研讨会纪要手机看开奖结果直播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19-10-16  浏览次数:

  7月10-11日,为期两天的“早期文化交流:路径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进入研讨环节,28位学者从传统考古学文化、生物考古学、陶器石器制作技术等视角对史前文化交流提出新的认识和思考。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陈剑研究馆员的发言题目是《川西地区史前尚红习俗的考古学观察》。他对川西大渡河上游、岷江上游地区出土带有红色颜料附着遗物的石器、陶器进行介绍,可将这些涂红器分为加工研磨、贮盛颜料的容器和有特别含义的装饰器物。他认为黄河上游仰韶晚期文化与哈休、营盘山遗址为代表的川西北高原山地史前文化之间存在着明确的文化渊源,因此,川西地区史前尚红习俗的渊源可能与仰韶文化使用朱砂涂红现象关系密切,并对成都平原三星堆、金沙遗址产生影响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苇研究员介绍了马家窑文化的南缘——金川县刘家寨遗址。遗址共计发掘3500余平方米,共清理各类遗迹339处,其中灰坑278座、灰沟1条、房址20座、陶窑址26座、灶12座、墓葬2座,是四川省内保存最好的马家窑文化聚落遗址,香港六合报码网白皮书指出,。扩大了马家窑文化的分布范围,晚期层位中发现半山文化陶器,直接叠压在马家窑文化之上,是四川地区的首次发现,说明西北地区早期文化向南扩进具有持续性特点,此外还发现磉墩建筑技术和本地制造彩陶的线索,对深入研究马家窑文化地方类型和分布区域诸问题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辉研究馆员以长江三峡地区为例介绍了文化的扩张与冲突。长江三峡作为连接长江流域两湖平原和四川盆地两个考古学文化区域的黄金水道,在文化交流与传播、古代民族形成与融合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呈体系的扩张止步于瞿塘峡,促进了大溪关隘型遗址持久的繁荣。由于哨棚嘴文化的顶托和扩张,阻断了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系统的西向扩张,保证了成都平原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之后,随着长江中游文化的分化与衰退,白庙类型遗存与老关庙下层文化之间出现深度融合,为夏商时期三星堆文化大举东进奠定了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彭小军助理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传播与迁徙:南阳盆地屈家岭文化遗存观察》。南阳盆地及其周缘地区的屈家岭文化遗存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早期仰韶文化遗址上继续活动并逐渐演变的复合型遗址,另一类则是另辟新地、遗址面貌单纯的新出现遗址,这两种遗址类型很可能代表着屈家岭文化对南阳盆地经略的两种模式。随后他选取青龙泉遗址和沟湾遗址进行分析,陶器、聚落的观察显示“屈家岭化”在早中期相对缓慢,晚期明显加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默然助理研究员以《文化交流与社会复杂化进程——以汉水中游地区为例》为题进行汇报。相对于周边地区,汉水中游地区社会复杂化程度始终不高。人口剧增和社会化程度提高的重要节点,都是伴随着外来文化的进入,之后往往会发生遗址数量减少和人口规模萎缩的现象,社会复杂化进程亦随之减缓。人群迁移,直接驱动本地社会的复杂化进程,但可能也导致了本地始终没有发展出大型聚落和高等级墓葬。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小雷副研究馆员从金寨遗址入手,分析了距今5000年前后史前文化的交流。据介绍,2016-2018年对安徽金寨遗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1300平方米,遗址中东部分发现一片墓地。随后,他对已清理的53座墓葬及出土器物进行详细介绍。瓦形足盆形鼎、盂形杯则被视为屈家岭文化的代表性器型,双鼻壶则为良渚文化的典型器。其文化面貌与鲁南苏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较为一致,首次将大汶口文化中期的范围向南推进到皖北地区。同时与豫中地区、江淮地区、江汉地区、环太湖地区都有一定程度的交流。

  南京师范大学徐峰副教授简要介绍了对两淮早期社会进程的研究。两淮作为中国境内典型的南北过渡地带,其地域相对狭窄、空间竞争性强,并且空间破碎化生境特征明显,使得此间的文化演进“累积性”发展不足,其文化与人群经常性地受到干扰和挤压。两淮地区曾为诸如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等外来文化提供暂息地,而当这些文化斑块居留于此间并转化为暂时性的本土文化时,手机看开奖结果直播室,他们又会对外来文化的进入产生阻隔,此间的文化与人群便经常性的受到干扰和挤压。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孙瀚龙馆员演讲的题目是《从上山到跨湖桥——文化的衍变和扩散》。他尝试寻找从上山文化发展到跨湖桥文化所体现的路径和社会背景。从遗址分布来看,在11个遗址点有明确的地层叠压堆积;从器物变化来看,跨湖桥文化流行的圈足器在上山晚期就出现,镂孔装饰也可循迹,双耳罐、平底盘延续性清晰。他指出,这一进程主因还是地方化社会进程自然演进的结果,反映出钱塘建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群从山地逐渐走向海洋的轨迹环境变迁和生业模式的转变是最重要原因。

  南京大学赵东升副教授讨论了华夏与东夷之争在东南地区的表现。他尝试借助考古学文化交流的现象去比对文献中的古史传说。二里头文化因素在江浙地区的出现根源于中原地区华夏和东夷族系的地位之争,表现就是代表东夷族系的广富林文化、代表本地土著的钱山漾类型文化和属于越族系但代表华夏集团利益的马桥文化的纷争,最终后者取代了前两者,表明了华夏集团在此地区的胜利,由此随后的越国统治者也就具有了华夏族的基础。

  福建省博物院黄运明副研究员发言的题目是《派江吻海——闽江下游史前文化的格局》。从闽江下游文化面貌相对独立到闽江上下游的双向互动,再到距今4000年以来闽江上游对闽江下游持续性的压迫性传播最终促进了闽江下游即福州盆地闽越国的形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付永旭副研究员阐述了对华南早期洞穴遗址的观察与认识。他列举了华南东部地区(甑皮岩、大岩、仙人洞、吊桶环等)和西部地区(牛坡洞、飞虎山、打几窝等)早期洞穴遗址,并对遗址的年代分期从出土遗物等进行详细介绍。随后,他对比了东西部洞穴遗址特点和关系,如东部地区以大型砾石工具为特点,西部洞穴以细小燧石打制品为主;牛坡洞遗址中的凹石在西部和东部等洞穴遗址中普遍存在;东部洞穴遗址常见的砾石工具徒手、刃坎砸器在西部洞穴遗址也有发现。东部多数洞穴遗址同时也属于贝丘遗址,且伴随早期陶器,西部洞穴则缺乏贝壳堆积且陶器出现比较晚,且制作技术水平高、疑似外来技术。牛坡洞遗址陶器以平底器为主,而东部洞穴遗址往往是圜底器为主,发展到晚期的圈足、三足器,可能没有继承关系。

  郑州大学张莉副教授探讨了额济纳河与史前丝绸之路。额济纳河沿岸及其附近始于公元前三千纪晚期的冶金聚落,其生产活动不仅未终止于公元前1900年前后,反而蓬勃发展并延续了数百年;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李旻副教授介绍了《禹贡》空间知识中的岷山视角。李旻教授尝试在考古与文献聚合之处观察早期中国社会记忆的传承,并寻找经典传统发生的时代和动因。他表示,《禹贡》是一份宗教篇章,也是一份对政治空间蓝图的系统表述。它阐述的是一种辐辏结构的王权理想——政治秩序应当如此,而并非对社会现实的历史性描述。这种王者的知识一直在被传颂、书写,即使晋南盆地的龙山都邑没落数百年,其晋南中心的空间格局仍在经典传统中保持持久的影响力。岷山知识可能来自松潘、临洮、阿坝等地与晋南互动最为密切的时期

  山西大学陈小三以宝鸡弓鱼国墓地出土器物为例,梳理了西周时期关中西部与四川盆地的文化交流。尖底罐、明器化的戈、高领袋足鬲等宝鸡弓鱼国墓地器物的发现对探索蜀文化分布与影响、分析弓鱼国墓群的族属与文化构成等具有重要意义,反映了早期中原与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密切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东助理研究员以戳印纹白陶的传播入手,分析了长江中下游史前社会的早期交流。罗家角遗址白陶显色原因不是铝而是镁和钙,本地生产可能性极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周振宇副研究员从考古学视野出发,探讨了早期南岛语族人群文化交流,南岛语族的起源与传播是语言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都关心的国际前沿课题。从考古出土双肩石器和石锛线索来看,认为来自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台湾至少是南岛语起源地之一。他强调海洋性的形成要有技术储备和精神准备,南岛语族起源模式是文化交流的过程,时间空间上都是非线性的,因此可以说南岛语族的起源是一种浪潮或趋势,是海洋性逐渐产生扩散的趋势,所以需要建立更加高分辨率地区域考古学文化谱系,关注遗存反映的人类生存模式及其在南岛语族迁徙浪潮中的位置,正确、合理的利用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结果。

  武汉大学宋海超讲师在发言中对比了特里波利耶-库库泰尼文化出土彩陶与中国史前彩陶特征。从花纹、风格、器形上将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陶器上的弧线三角纹、花瓣纹、斜树叶纹,网格纹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陶器上的相似纹饰进行比较。他强调,从纹饰上来看其演变规律也是相似的,年代和路径是研究跨区域文化交流的关键,此外对中亚材料以及俄语蒙语的掌握了解才能使跨地域研究更进一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鹏助理研究员从2017年奥库涅夫文化墓葬出土的一件陶香炉器为例,介绍了中亚草原丝绸之路。该典型奥库涅夫陶器上的三个人面像和此前发现的石雕像相似,使得石雕像文化所属问题得到解决。大多石雕像的眼睛为两条曲线或者半椭圆形,前额有倒三角形或者竖线,眼睛和嘴之间通常有一条横线。随后他将该图案与石峁遗址和商周时期图案进行对比,他认为产生相似性有两种可能,其一是两地间有或许有共同的古老文化基因可能和萨满教有关,其二是地区间可能存在文化交流。

  随着学科交叉与渗透的不断深入,本次会上10位学者分别运用科技考古手段,将动物考古、稳定同位素分析、体质人类学分析、古DNA分析、陶器岩相分析技术纳入到研究当中,试图进一步科学地从生物考古学、陶器石器制作技术的视角来探讨早期文化交流下的生业模式、人群迁移、人与环境关系等问题。

  西南地区驯化动植物传入的源头主要是西北地区,但也有来自东线和可能存在的西线,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罗运兵副研究员以被忽视的东线为线索介绍了西南地区农业的传入。

  布朗大学博凯玲博士的演讲题目是《中国甘青地区动物考古学的新发现》,探讨了牛和羊传播到甘青地区的时间以及古代社会如何采用新家养动物的问题。首先她对大崖头、齐家坪、灰嘴屲三处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标本鉴定结果进行介绍。大崖头遗址发现牛骨,是否为家养黄牛有待确认,发现的羊骨从形态学上应是绵羊;齐家坪遗址出土牛骨和羊骨,有绵羊与山羊;灰嘴屲遗址出土羊骨较多。从马家窑文化到辛店文化,羊骨增多,猪骨减少,认为在齐家文化时期先民开始开发羊,辛店文化畜牧业有所发展。随后,她以卜骨入手,对古代社会如何采用新的家养动物进行探讨。大多甘青地区卜骨出土于齐家文化遗址,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出土较少、仅一件出土于马家窑文化。约80%为羊的肩胛骨;此外大部分卜骨出土于灰坑底部,可能和开坑仪式有关。最后她指出,齐家文化时期开始开发绵羊和山羊,是更重要的研究牛羊起源的时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志鹏研究员指出,目前对于牛羊的区分,尤其是西北地区原牛的区分以及羊亚科内绵羊岩羊的辨认仍是动物考古学有待解决的问题。他介绍了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到齐家文化畜牧业方式转变与文化交流。马家窑文化先民畜牧业状况以家养动物猪为主,一些资料中提及了家养黄牛和绵羊的出现,至马长时期可以确定被驯化的牛和羊已经出现。齐家文化可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且差异较大。东部区域的特点是养猪业在家畜饲养业中明显占据主导地位,绵羊黄牛比例少;中区也以猪为主,但有些遗址家养黄牛和绵羊总和超过家猪;西部区域普遍以养羊为主,但西部区域内不同小区具体的畜牧业构成也有所差异。先民因不同区域的生态环境和气候转变,因地制宜做出积极调试。从交流到选择性的吸收消化,而后适应性调整与创造性转化。最后他提出在多学科合作的背景下,应将动物考古更早的加入到早期田野调查中,注重畜牧业演变的历史阶段及区域内的特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吕鹏副研究员的汇报题目是《交流与转化——黄河上游地区史前生业》。他以各遗址动植物种群构成、各种家养哺乳动物/农作物在哺乳动物群/植物种子中的相对比例,家养和野生动植物的相对比例这三项指标为标准,对该地区已发表的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和碳氮稳定同位素研究结果进行重新评估。他介绍了从新石器时代中期至青铜时代,包括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早、中期文化、宗日文化、马家窑晚期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寺洼文化在内的生业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相龙助理研究员讨论了在东西方文化交流食物开发过程中,新的外来驯化农作物和家畜对本土生业经济的影响。通过同位素分析,量化粟和黍。中原地区、河套地区。以齐家文化为界,齐家文化之后人的粟和黍的比例降低,氮值升高,部分学者认为小麦传入对本地的生业经济产生较大影响,但陈相龙认为这种变化主要来自于畜牧经济。甘青地区和中原地区相比。外来驯化物种的传入导致包括中亚地区生业经济发生了分化,相比之下甘青地区在齐家文化后,以饲养黄牛绵羊为主要内容的生业经济,粟作农业经济不断衰落,外来物种尤其是黄牛和绵羊在不同地区极大程度的差异导致黄河中上游生业经济的分化。最后他强调,生业经济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其影响不仅仅限于食物结构更涉及文化面貌。生业的分化对人群移动频率、对土地的利用和开发策略、社会结构乃至知识体系和技术都有重要影响,生业经济的复杂化对文明化和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影响还需深入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旭助理研究员论述了甘青地区古代居民体质特征对华夏族形成的影响。甘青地区古代居民体质特征表现为偏长而高且偏狭的颅型,中等偏狭的面宽、高而狭的面型,中等的面部扁平度;中眶型、狭鼻型和正颌型。黄河中下游地区古代居民体质特征表现为偏长的中颅型以及高而偏狭的颅型,中等偏狭的面宽、中等的面部扁平度,较低的眶型和明显的低面阔鼻倾向。对上述两个地区共18组古代居民的人骨数据进行测量分析后,进行欧式距离系数计算。以甘肃磨沟齐家组为代表的甘青地区古代居民与处于周原范围内的陕西瓦窑沟地区周代居民之间存在亲密的形态学关系,印证了史料记载的周人与姜人在周原地区存在基因交流。此外,以甘肃磨沟齐家组、火烧沟组为代表的古西北类型居民与山西陶寺、曲村、横水地区古代居民间也存在着相对较近的形态学关系,推测周以前的甘青地区古代居民与黄河中下游居民之间的基因交流或许存在一条“甘晋”路线。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任海云副研究馆员的汇报题目是《碧村遗址石器技术及相关问题》。2015-2018年对碧村遗址进行连续系统的考古工作,共获得打制石器469件及部分磨制石器。打制石器选择燧石,磨制石器选择砂岩细砂岩等软的石料,黄河河漫滩和蔚汾河河漫滩的石料与出土石器有一致性,说明先民就近选择石料。60件工具中石片毛坯占支配地位,采用硬锤加工、软锤压制、正向打击。随后她以柿子滩遗址群、南原遗址、陶寺遗址出土石器为例对晋西黄土地区石器的发现和石器技术传承进行阐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翟少冬副研究员介绍了中国早期社会复杂化过程中石器工业的陶寺模式。大崮堆山的优质石料资源对于陶寺石器生产有重要影响;以石料资源为基础、以石镞生产为主,兼有日常石质工具生产的石器工业。山西大学王小娟副教授从制陶工艺探讨史前区域间文化交流。

  郑州大学崔天兴讲师论述了仰韶文化的(玉)石環及其相关问题。首先他回顾了環的研究史并環的定义进行解释,他认为環、璧、瑗是一种量化规定,并没有本质不同;存在中原传统和南方传统两种生产工序,根据埋藏情况玉石環的主要功能是用作手镯,在仰韶文化中玉石環多用于社会生活,墓葬中少见。此外根据实验考古研究,環还具有作为砣锯的功能。

  11日下午,会议闭幕式在临洮县图书馆多媒体室举行。闭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建国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主任李新伟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考古专委会主任赵辉教授分别进行总结发言。

  李新伟研究员指出,会议发言涉及中国史前各个时期不同层面的交流,充分展示了跨区域交流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距今5500年前后,正是因为各地区以社会上层交流网为核心的深度交流,才促成了“中国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国”的形成,考古发现的物质遗存的相似性的背后,反映的是各地区在宇宙观、仪式礼仪、统治策略等方面形成的“共识”, 也就是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共识的中国”的出现。5300年之后,随着庙底沟、红山、凌家滩等文化的衰落,中国史前社会进入剧烈的动荡整合期,发生了以庙底沟人群西进北上、大汶口人群西进,屈家岭人群北上等为标志的大规模互动交流,先后催生出良渚文化和陶寺文化,此后出现的二里头文化的兴起也与区域互动密不可分。因此,中国文明在形成过程中虽然吸收了大量外来因素,但从根本上说是“最初的中国”内各地区交流互动的结果。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互动、发展和演进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特色,有了这样的宏大背景,才能够形成《禹贡》这样的规划天下的政治神话,才能够孕育出周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理想,并以“分封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疆域广阔的政体。我们应该在这样视角下理解早期交流的重要性。

  赵辉教授表示,会议安排紧张而充实,28位学者从交流的角度对全国除东北、西藏外其余地区进行了相关探讨,并从科技考古角度进行更深的思索。随后,赵辉教授从如何做交流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甘肃地区是探讨古代民族关系、经济形态演变的最佳地区,对于交流的探讨是考古学研究上历久弥新的话题,但今后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他强调,物质文化面貌交流的背后是族群运作使然。在对物质面貌进行分析后,要抓住背后的社会运作的线索,并给予社会历史的解释。通过科技考古手段,将物质文化表面交流落实到社会层次上,理想的研究是从物质文化史掌握脉络格局后,顺着线索落实为社会内容,考古学语言变成历史学语言,为社会理解和利用。